Voice of Rascal

在全美经济学会会议上，伯南克指出决策者必须当心不要让过往的悲剧重演，除了加强监管以外，有效控制未来可能出现资产泡沫也是必要的。伯南克的言语中还暗示当其他措施难以见效的时候，使用利率工具控制泡沫在所难免。全世界央行都在关注美联储的行动，美联储若是加息势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加息浪潮。于是，从金融海啸开始宽松的流动性就会被收紧，资本市场就要重新开始估值。灵敏的货币市场已经开始了行动，美元在近期就收复了部分失地，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作用明显。

有趣的是，当他是一个研究大衰退的学者时，伯南克极力反对格林斯潘的救市方针；而当他变成需要应对金融海啸的美联储主席时，伯南克释放流动性的措施比格林斯潘还格林斯潘。同样，2002年时任美联储官员的伯南克认为货币政策并不能对资产泡沫起作用，所以货币政策目标应该盯紧失业率。八年后，荣升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却又声称货币政策可以对付资产泡沫。

伯南克并没患有健忘症，他的做法也不是心血来潮，反复无常，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慎重思索后做出判断。伯南克并不像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家那样固守自己的观点，而是因势利导，调整自己的方法。在次贷危机刚爆发时，伯南克并没有立刻降息，而是采取其他公开市场手段调节。但形势一天比一天差，他立刻在短期内将联邦基准利率下调两个百分点。经历一段时间的反复后，市场并没有稳定而是急转直下，到雷曼兄弟破产时危机达到了顶峰。伯南克并没太多犹豫，再次下调利率，甚至于背水一战调整到了接近于0的水平。他不在乎舆论调侃他为在华尔街头上撒钞票的“大本牌直升机”，使用联邦储备购进一切可以业买进的资产，以求稳定业也崩溃的信用市场。而后，伯南克取得了成功。金融危机的破坏得到了控制，迎接人们的是资本市场持续9个月的强劲反弹，并且大多经济学家认为未来经济只有三分之一的可能出现二次探底。

复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确认，伯南克就要开始考虑“后衰退时代”的经济策略。前任格林斯潘的遭遇给伯南克带来很大触动。当格林斯潘使用低利率政策托市使得市场繁荣兴旺时，媒体发出一片歌功颂德之声，格老就是全能的救世主；而房地产泡沫破裂，最终导致发生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时，媒体纷纷口诛笔伐，格老又变成了灾难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决策者与学者和媒体做出判断的方式截然不同，毕竟前者必须在事前拍板而后者可以在知道结果后再做分析。所以把罪过归结到决策者头上有失偏颇。但是，格林斯潘保持低利率时间过长确实引起了一定问题，伯南克并不想重蹈覆辙。不过让伯南克头疼的是，实际当中的选择并不是非此即彼。一方面，日本和德国也曾保持长时间的低利率而并没有引起严重的资产泡沫，倒是西班牙和爱尔兰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反而推高了房价；另一方面，过快提高利率也会使市场流动性紧缩，打击仍然脆弱的资本市场，同时也会引起通货膨胀的预期。因此，伯南克进入新的一年后采取了试探性的措施，向市场传达自己有加息的意愿，但并不急于确认，等待观察市场反应和新的经济数据的披露再做打算。

虽然有些模棱两可，但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相比以前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们将必要时候用加息来抑制泡沫发展放到了优先的地位。此前美联储都是以失业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考虑指标，而现在美国失业率并没有好转的迹象，美联储本不应该在此时表露出加息的意愿。非常时期采取灵活的态度是非常必要的。以控制泡沫为己任的欧洲央行在2008年就十分固执地为了保持通货膨胀率而不做出降息的决定，无视当时已经累积很深的经济下行风险。最后危机爆发时被迫迅速降息，伴随而来的欧元贬值和房产危机让欧洲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最严重的受灾地区。伯南克显然不想重蹈覆辙，所以他因势而变，克服心理上的障碍，适时改变政策导向，在经济下行刚停止的时候就给出了挤泡沫的前奏。

无论愿意与否，世界各国央行都会根据美联储的政策调整进行调整。中国在进入新年后就强调货币政策会更加偏重于“适度”而非一味“宽松”，并且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要求银行均衡全年贷款投放，收紧房地产市场的信贷政策以及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温家宝总理也强调“管理好通胀预期是为经济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可是事实上，中国2010年的货币政策面临复杂的选择。一方面，货币供应量不会减少，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还将继续，各项基建工作不会在部分完成时就停止，GDP的增长也还继续需要投资拉动；另一方面，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美国引领的升息预期也在切实发生。如何在夹缝中灵活挪动求得利益是中国的经济决策者这一年来要考虑的问题。中国央行应该也会采取渐进式的政策调控，先使用窗口指导和政策微调，然后是提高准备金率，最后是提高利率。市场预期今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将会在3%左右，现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2.25%，所以利率至少还有0.75%的调整空间。但是若是政策使用不当就会抑制投资，破坏经济增长的动力。央行因提高宏观数据观测的频率，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政策，才能灵活地保证货币政策地适度性。

世界经济的确到了十字路口。